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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大师及其成就
(阿布达 2011.12.11于上海)

1数学
1.1华罗庚
中国解析数论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堆垒素数论》《优选学》《高等数学引论》《从杨辉三角谈起》
“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

1.2陈省身
微分几何之父
陈省身是20世纪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早在40年代，陈省身他结合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的方法，完成了两项划时代的重要工作：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内一般形式和埃尔米特流形的示性类论。他首次应用纤维丛概念于微分几何的研究，引进了后来通称的陈氏示性类（简称陈类）。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他引进的一些概念、方法和工具，已远远超过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的范围，成为整个现代数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省身重要的数学工作还有： 　
　· 紧浸入与紧逼浸入，由他和R.莱雪夫开始，历30余年，其成就已汇成专著。 　
　· 复变函数值分布的复几何化，其中一著名结果是陈-博特定理。 　　
· 积分几何的运动公式，其超曲面的情形系同严志达合作。 　
　· 复流形上实超曲面的陈－莫泽理论，是多复变函数论的一项基本工作。 　
　· 极小曲面和调和映射的工作。 　　
· 陈-西蒙斯微分式是量子力学反常现象的基本工具。
1．《微分几何的若干论题》，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951年油印本。 　　
2．《微分流形》，美国芝加哥大学1953年油
国际数学泰斗陈省身(12张)印本。 　
　3．《复流形》，美国芝加哥大学1956年版；巴西累西腓大学1959年版；俄译本1961年版。 　
　4．《整体几何和分析的研究》(编辑)，美国数学协会1967年版。 　
　5．《不具位势原理的复流形》，凡·诺斯特兰德1968年版；斯普林格出版社第二版。 　
　6．《黎曼流形中的极小子流形》，美国堪萨斯大学1968年油印本。 　
　7．《微分几何讲义》(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8．《陈省身论文选集》(1—4卷)，斯普林格出版社1978年、1989年出版。
　　9．《整体微分几何的研究》(编辑)，美国数学协会1988年版。

1.3熊庆来
熊庆来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年，他的论文《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这篇论文中熊庆来所定义的“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了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1.4 吴文俊
《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
《数学机械化》
 吴  吴文俊
文俊在数学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 拓扑学方面，在示性类、示嵌类等领域获得一系列成果，还得到了许多著名的公式，指出了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广泛应用。他还在拓扑不变量、代数流形等问题上有创造性工作。1956年吴文俊因在拓扑学中的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的卓越成就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获。 　
　◆ 数学机械化或机器证明方面，从初等几何着手，在计算机上证明了一类高难度的定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定理，进一步探讨了微分几何的定理证明。提出了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这项工作为数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将对数学的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 中国数学史方面，吴文俊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经过分析提高，再抽象出一般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目的。他对中国古代数学在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5 苏步青
　苏步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微分几何。1872年，德国数学家F．克莱因（Klein）提出了著名的“爱尔兰根计 　　划书”，在其中总结了当时几何学发展的情况，认为每一种几何学都联系一种变换群，每种几何学所研究的内容就是在这些变换群下的不变性质。除了欧氏空间运动群之外，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有仿射变换群和射影变换群。因而，在19世纪末期和本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中，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都得到很迅速的发展。苏步青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属于这个方向的。此外，他还致力于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的研究。一共发表了156篇学术论文，并有专著和教材十多部。他的不少成果已被许多国家的数学家大量引用或作为重要的内容被写进他们的专著。
仿射微分几何
　　对仿射微分几何学的研究仿射群是比欧几里德群大一些的变换群，它能够保持“直线”和“平行性”，但没有线段长度和正交性等概念。苏步青在20年代后期，就致力于微分几何学这一分支的研究， 　　  苏步青
当时在国际上处于热门。他的成就之一就是引进和决定了仿射铸曲面和仿射旋转曲面，他决定了所有仿射铸曲面并讨论了它们的性质，仿射旋转曲面是仿射铸曲面的一种特殊情形，它的特征是这种曲面的仿射法线必和一条定直线相交，因而它们是普通的旋转曲面非常自然的推广。 　　苏步青对仿射微分几何的另一极其美妙的发现是：他对一般的曲面，构作出一个仿射不变的4次（3阶）的代数锥面。在仿射的曲面理论中为人们注目的许多协变几何对象，包括2条主切曲线，3条达布（Dfarboux）切线，3条塞格雷（Segre）切线和仿射法线等等，都可以由这个锥面和它的3根尖点直线以美妙的方式体现出来，形成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构图，这锥面被命名为苏锥面。苏步青的关于仿射微分几何学的成果，使他在30年代初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后来据此写成了《仿射微分几何》（1981年出版）一书，评论者（美国《数学评论》 ）认为，许多内容是“绝对杰出的”，还说，“这本漂亮的、现代化的书是任何学术图书馆所必备的”。
射影曲线论
　　对射影曲线论的研究射影群比仿射群更大，它能保持直线的概念，但“平行性”的概念已不复出现。在18、19世纪中，射影几何曾长期吸引数学家们的注意。例如，通过子群，它可以把欧氏几何和另外两类非欧几何学统一在同一理论体系中。由于既无度量，又无平行性，其微分几何的研究更为困难。即使是曲线论，虽经著名几何学家e．邦皮亚尼（Bompiani）、蟹谷乘养等人的多年研究，甚至在三维情况，结果也并不理想，更不用说高维情况了。苏步青发现平面曲线在其奇点的一些协变的性质，运用几何结构，以非常清楚的方法，定出了曲线在正常点的相应的射影标架（随曲线而变动的基本多面体），从而为射影曲线论奠定了完美的基础，得到国际上高度的重视。搞局部微分几何的学者，往往把奇点扔掉，而苏步青恰恰是从奇点发掘出隐藏着的特性，陈省身教授对此十分欣赏。在这项研究中，苏步青和他的学生也同时推进了代数曲线奇点的研究，有关的工作完成于三四十年代，抗战期间就已写成专著，但始终不得出版，到1954年，才作为他所写的第一本专著，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后来又出了英译本，《数学评论》的评阅者说：“现在射影几何被应用于数学物理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各种问题，这本书已成为更重要了。”
射影曲面论
　　对射影曲面论的研究射影曲面论比曲线论要复杂得多，在30年代到40年代中，苏步青对它作了非常深入的，内容丰富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以下几项：对于一个曲面上一般的点p，S．李（Lie）得到一个协变的二次曲面，被命名为李二次曲面。作为李二次曲面的包络，除原曲面外，还有4张曲面，于是，对于每点P就有4个对应点，它们形成了点p的德穆林（DemouLin）变换。这时，所构成的空间四边形称为德穆林四边形。苏步青从这种四边形出发，构作出一个有重要性质的协变的二次曲面，后来这二次曲面被称为苏二次曲面。 　　他还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曲面，称为S曲面，它们的特点是，其上每点的苏二次曲面都相同，这类曲面有许多有趣的性质。他完全地决定了它们，并作出了分类。苏步青还研究了射影极小曲面，他的定义和g．汤姆森（ThomSen）用变分方法而引进的定义是相等价的。苏步青得到了有关射影极小曲面的戈尔多（godeaux）序列的“交扭定理”，显示出很优美的几何性质。苏步青又研究了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LapLace）序列，它和另一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有共同的对角线汇，他把这种序列的决定归结为求解现在应用上很感兴趣的正弦－戈登（gordon）方程或双曲正弦－戈登方程，指出了这种序列的许多特性。这种研究在国际上很受重视，例如苏联的菲尼科夫学派就十分赞赏它。后来被g．博尔命名为苏链。
专著理论
　　苏步青的专著《射影曲面概论》全面总结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成果。对高维空间共轭网理 　　  苏步青
论的研究本世纪的大数学家e．嘉当（cartan）建立了外微分形式的理论，他和e．凯勒（KahLer）的关于一般外微分形式方程组解的存在性和自由度的研究，是现代数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嘉当本人以及后来的几何学家们如苏联菲尼科夫学派，都用此工具，得到许多微分几何方面的重要成果。在50年代中，苏步青也运用这一工具来研究高维射影空间中的共轭网理论，构作了高维射影空间中不少的具有优美几何性质的拉普拉斯序列，分别讨论了它们的存在性，自由度和有关的几何性质。他的专著《射影共轭网概论》（1977年出版）总结了这一方面的成果。对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的研究在19世纪，已经出现了黎曼几何学，它是以定义空间两无限邻近点的距离平方的二次微分形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20世纪以来，因受到广义相对论的刺激，黎曼几何发展很快，并产生了更一般的以曲线长度积分为基础的芬斯勒（FinSler）空间，以超曲面面积积分为基础的嘉当空间，以二阶微分方程组为基础的道路空间和K展空间等，通称一般空间。苏步青从3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一般空间的微分几何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对于嘉当几何学，他着重研究了极值离差理论，即研究能保持测地线的无穷小变形的方程，这是黎曼几何中十分重要的雅可比（Jacobi）方程的一种推广。K展空间是由完全可积的偏微分方程组所定义的，由J．道格拉斯（DougLaS）最早提出。苏步青得到了射影形式的可积条件，他又研究了仿射同构、射影同构及其推广，在讨论这种空间的几何结构时，他推广了嘉当有关平面公理的研究。1958年，包括上述结果的专著《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一般空间几何学的成果，获得了中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奖。
船体放样
　　对计算几何的研究70年代初期，由于造船、汽车工业的需要和计算机在工业中的应用日趋广泛，在国际上形成了计算几何这一学科。苏步青出于对经济建设的关心，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科学研究。他了解到用旧方法作船体放样的困难后，毅然投入了这项密切联系工业生产的研究，把曲线论中的仿射不变量方法首创性地引入计算几何学科，使过去凭经验直观的一些方法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使得有广泛应用的3次参数曲线、贝泽（Bézier）曲线等等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些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国造船工业中的船体放样、航空工业中的涡轮叶片空间造型以及有关的外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因而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有关工作的理论部分，已写入《计算几何》（和刘鼎元合著）一书。该书英译本的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 总之，苏步青在微分几何领域中做了大量的杰出的研究，在各个时期中处于国际的先进行列，并为几何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由于数学研究的重大成就，他于1948年被选为当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学术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除了从事研究之外，他还做过大量的组织和交流工作。1935年，他是中国数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理事。他被任命为我国最早的数学研究期刊《中国数学会学报》的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致力于中国数学会的复会工作，曾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数学会的理事长。他还积极参加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的活动，主持过浙江省科学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后来他又担任过上海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他还曾主持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任数学所筹备处主任直至正式建所时为止。在复旦大学，他除了创建数学研究所外，还创办了全国性的、高质量杂志《数学年刊》。此刊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2.物理
2.1吴有训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已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年事已高，但仍亲自讲授大学的物理学课程，为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2.2叶企孙
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2.3 周培源
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座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周培源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并应用于宇宙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与静止场不同类型的严格解，并于1939年证实，在球对称膨胀宇宙中，若物质和辐射处于热平衡态，则宇宙必为弗里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添加进引力场方程，求得一系列静态解、稳态解及宇宙解。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与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较实验，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个更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初步结果已显示出，郎曲斯解与实际相符。80年代，周培源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即经过座标变换联系起来的几个解，究竟应该是一个解还是几个解。他对照流体力学中保角变换，认为这种情形应该是几个解而不是一个解。产生这种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爱因斯坦方程缺少必要的座标条件。
在引力理论方面
　　在引力理论方面，他提出了“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重要观点，并且提出和指导了中科院高能所李永贵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实验，在世界上首次获得地球表面水准方向和竖直方向传播速度的相对差值在10-11量级上相同的结果，这一结果有可能使人们对爱因斯坦引力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
在湍流理论方面
　　在湍流理论方面，30年代初，他认识到湍流场和边界条件关系密切，后来参照广义相对论中把品质作为积分常数的处理方法，求出了雷诺应力等所满足的微分方程，并希望能把边界的影响通过边界条件引入雷诺应力的运算式中。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该文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湍流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从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对推动流体力学尤其是湍流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公推为以雷诺应力方程为出发点的工程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50年代，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轴  芝加哥大学
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像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并根据对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的研究，分别求得在湍流衰变后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关联函数、三元速度关联函数。之后，他又进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将衰变初期和后期的相似条件统一为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并为实验所证实。从而在国际上第一次由实验确定了从衰变初期到后期的湍流能量衰变规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结果。他首先提出了以研究湍流的基本涡旋结构作为出发点，以某种典型旋涡作为湍流元，采用先求解后求平均的新方法，从而避免了传统湍流理论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现不封闭性的致命弱点。根据这一想法，他与蔡树棠先生在1956年从粘性流体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发，找到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衰变后期的轴对称涡旋解。此后周先生又与是勋刚、李松年、黄永念、魏中磊、钮珍南等同志合作引进并验证了准相似条件，发展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并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80年代，他又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具有剪切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并引进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经过半个世纪不懈努力，周培源的湍流模式理论体系已相当完整。 　　最近黄永念、是长春、朱照宣等从混沌的观点出发，在真实物理空间内找到了一种涡球作混沌运动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湍流旋涡结构理论的正确性。在测量仪器方面，继诸乾康，俞达成等人研制出恒温热线热膜流速计（简称HWFA）以后，盛森芝等人又于最近研制成IFV-900型智慧流速测量系统。这是一种主电桥予移相型新一代HWFA，与传统的HWFA相比，线路模型接近真实条件，在HWFA的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技术上有重大革新，完全革除了传统HWFA的三个调节参量，测前调整时间缩短了十倍以上，稳定工作的频带加宽了二倍以上。湍流研究的这些新的进展，证明了一批湍流理论、实验和测量仪器学者、专家，在周老的指导和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派。

2.4钱学森
应用力学
　　  钱学森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近似”方程。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2.5钱伟长
　1、他回国后从事的一项有影响的工作是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圆薄板大挠度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问题，其非线性微分方程由冯·卡门在1910年提出，但长期没有找到好的求解的方法。1934年，S.韦（Way）提出了幂级数解法，但是，收敛太慢。冯·卡门在1940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一种工程师能够运用的解法。钱伟长在1947年做到了这一点，其计算结果和1942年由麦克弗森（Mcpherson），朗布尔格（Rumberg）及利维（Levy）所完成的实验相符合。在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叶开沅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用韦的级数解法进行了计算（称为精确解）。与这些晚近的数值解法相比较，钱伟长用解析法手算所达到的精度以及方法的巧妙都是令人赞叹的，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法”。 　　2、与世界导弹之父冯o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3、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国际力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程”。 　　50年代初，钱伟长、叶开沅等曾经在清华大学召开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后来，钱伟长、叶开沅又计算了多种载荷和边界条件下的圆薄板和矩形薄板大挠度问题，参加了1956年布鲁塞尔的第九届国际应用力学会议。1957年，有关论著由莫斯科译文出版社译成俄文。此后，潘立宙在1957年和美国纳什（Nash）教授在1959年分别独立用此法求解了椭圆板大挠度问题。 　　钱伟长有关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工作，曾在195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4、在给出上述参数摄动法的同时，1948年，钱伟长还用奇异摄动法解决了圆薄板大挠度的问题，薄膜解适用于边界位移为零的挠度很大的情况，它除了不能满足转角为零的夹紧边界外，在全场适用，称为外场解。把边界法向的尺度放大，设立边界内层坐标，以无量纲化中心挠度为尺度参数，并以此量摄动展开，称为内层解。外场解和内层解的合成展开是用不同尺度来研究边界效应，在薄膜解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可以解决边界转角为零的问题。展开式中幂次有正有负，又称为奇异摄动法。 　　钱伟长的这一工作是国际上有关奇异摄动理论的最早的少数著作之一，在50年代，由于郭永怀的边界层匹配法获得成功，林家翘不动点理论、钱学森的爆炸波处理确立之后，奇异摄动理论才受到重视，被认为是摄动法的新领域。由于1948年中国的杂志在国外没有正常传播，晚至1956年E．布朗伯格（Bromberg）和1961年Л.C.克鲁布钦科（Cpyбщик）等人还用类似的合成展开法来求解这同一个问题。 　　在80年代，钱伟长指导研究生对上述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如用均方根挠角做摄动参数，解决了在均布压力和中心集中力复合作用下，由于中心点挠度可能为零而带来的困难；又如在合成展开法中，用中心点位移替代载荷作展开参数，大大提高了收敛速度，并使所有边界条件都在各级近似中跨级满足。 　　5、圆环壳的一般解是钱伟长的另一个贡献。圆环壳是弹性元件和其它壳体结构中常见的形式之一。在赖纳斯（1912）和E.迈斯纳（Meissner,1915）轴对称壳二阶微分方程组的基础上，F.托尔凯（Tolke,1937），R.A.克拉克（Clark,1950）和B.B.诺沃日洛夫（Новожилов，1951）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复变量方程，克拉克求出渐近解。诺沃日洛夫求出了非齐次解，但不能满足不同的边界条件。钱伟长给出了齐次解并且证明了解的收敛性，和非齐次解结合，给出圆环壳的一般解，解决了这个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圆薄板摄动解和圆环壳一般解的基础上，钱伟长在80年代里先后承接过两项国家重点攻关课题，提出了仪表弹性元件和波纹管膨胀节的理论计算方法，如U形波纹管非线性特性的摄动解法、三圆弧波纹膜片的设计，以及轴对称载荷下旋转壳弹性元件的非线性计算通用程序等。 　　钱伟长仍在对壳体的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进行新的探索，一方面开展对非Kirchhoff-Love假设壳体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大力组织在仪表弹性元件行业和波纹管补偿器金属软管行业中壳体理论的工程应用。　 　　6、除了在板壳理论方面的工作以外，钱伟长另一项享誉世界的成就是对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 由于60至70年代有限元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工程上的广泛应用，变分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显示出重要性。世界上有两个学术中心，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赖斯纳、日本著名学者：鹫津久一郎、卞学鐄等人，另一个就是钱伟长等一批中国的科学家。 　　  国际理论力学大会最年轻的大师-钱伟长
以往的变分原理工作，大都是凑出来的，即首先写出泛函，再取驻值验证。所以每一个新原理的出现都是一项重要成果。钱伟长试图找到系统的做法，他首先从最小位能原理和最小余能原理出发，把约束条件利用拉格朗日乘子引入泛函，从而先放松条件，得到相应广义化的变分原理。在变分中可以把待定的拉氏乘子确定下来，这是对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泛函提出合乎逻辑的数学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成果。可惜在1964年将文章投给《力学学报》后，该报的编委予以退稿处理。从审查意见中可以看到，审查者并不完全理解拉格朗日乘子法。日本鹫津久一郎在1968年出版的《弹性和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书中，才比较明确地应用了拉氏乘子法，但还有一些要点上不够明确，如待定乘子通过泛函驻值条件来决定的观点还没有反映。一直到1977年，国外的文献上才有这一方面的论述。O.C.钦科维奇（Zienkiewicz）在《有限元法》一书中明确地把Courant和Hilbert的经典著作中有关变分约束条件，待定拉格朗日乘子法加以讲解，应用到弹性力学变分原理中。比起钱伟长1964年的工作已晚了15年。 　　7、1964年，钱伟长把拉格朗日乘子法应用到壳体理论方面，用变分原理导出壳体非线性方程。1978年，他进一步讨论了广义变分原理在有限元方法上的应用。多次开设变分法和有限元的讲座，听讲者总计达3000余人次，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变分原理和有限元方法的研究。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和建立学位制度之后，一时间，摄动法、变分原理和有限元的应用成了研究生论文中的一种时髦。1983年，钱伟长作了广义变分原理的系列讲座并出版专著。通过学术性的争论，启发了中国学者在变分原理方面更深入的思考，促进了拉格朗日乘子法在变分原理中的应用，推动了有限元、杂交元和混合元等方面蓬勃的研究活动和广泛的工程应用。 　　1982年，钱伟长等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工作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钱伟长的工作还有：（1）把广义变分原理推广到大位移和非线性弹性体。（2）提出以进入泛函而消除掉的微分方程或以约束条件为依据的分类原则，并由此而确定变分原理间的等价定理。（3）高阶拉氏乘子法，解决了在Hellinger-Reissner原理中消除应力应变关系的约束时所遇到的临界变分条件的困难，即待定乘子为零的困难。（4）在非协调元中采用识别了的拉格朗日乘子法，从而减少了和待定乘子有关的自由度，其《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被收进美国1984年《应用力学进展》，被世人公认为是一项国际上重要的进展和贡献。 　　8、钱伟长在流体力学方面也作出积极贡献。在40年代，他用一种巧妙的摄动展开法，给出高速空气动力学超音速锥流的渐近解，大大改进冯·卡门和N．B．摩尔(Moore)给出的线性化近似解，与G.I.泰勒（Taylor）和J.W.麦科尔（Maccoll）的数值结果相吻合。文中证明了卡门－摩尔的线性解仅在圆锥角很小时适用。过去，人们在渐近序列中一般是采用幂级数，钱伟长拓宽了渐近序列的范围，采用幂级数－对数函数的混合序列，这对摄动法是一项重大突破，50年代之后，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1886年，O.雷诺（Rynolds）做了7个假设，提出润滑的原始模型，导出了著名的雷诺方程。1949年，钱伟长基于滑板间粘性流体层很薄的实际情况，以流体特征厚度为小参数，进行摄动展开，仅用3个简化假设，从流体力学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发，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导出等价的变分问题，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并可用于计算有限宽矩形润滑轴承问题。算例表明，计算结果正确可靠，大大改进了M.马斯卡特（Muskat），F.摩根（MORGAN）和M.W.默里亚（Merea）1940的结果，是世界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成功的早期之作。 　　对流体力学的变分原理，多数理论工作是从伯努利方程出发，研究无粘外部流动。1984年，钱伟长从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出发，对内流、外流等一般的粘性流动建立了更为普遍的变分原理，对不可压缩流体和可压缩流体分别建立了最大功率消耗原理。并以运动方程为基础，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消除诸如物态方程、连续性方程及边界条件等变分约束条件，建立了无条件的广义变分原理。从而把固体力学中变分原理方法推广到粘性流体力学，奠定了流体力学中有限元方法的基础。 　　9、研制出超过国际水平的锌－空气电池　在清华大学学习时，钱伟长不但读了物理，还修完了化学系的主要课程。1972至1974年，当他接到为坦克和野外作业部门研制大电流高能电池的任务时，他查阅了有关的国内外资料，成功地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的锌－空气电池，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和支持，并获北京市1975年科技进步奖。 　　10、出版专著《穿甲力学》对高速撞击问题，他也有多篇研究论文，并出版专著《穿甲力学》，该书获199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1、推导三角级数求和公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但他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12、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　钱伟长还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191年，他担任了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并在同一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见到记者时仍然在强调他不变的那句话，“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2.6黄昆
主要从事固体物理理论、半导体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国际水平的成果，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50 年代与合作者首先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即“黄-佩卡尔理论”；首先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动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程(被誉为黄方程)。40年代首次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 X光漫散射的理论(被誉为黄散射)。证明了无辐射跃迁绝热近似和静态耦合理论的等价性，澄清了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化学
3.1侯德榜
侯德榜一生勤奋好学，虽工作繁忙却还著书立说。 　　《纯碱制造》一书于1933年在纽约列入美国化学会丛书出版。这部化工巨著第一次彻底公开了索尔  侯德榜等三人雕塑
维法制碱的秘密，被世界各国化工界公认为制碱工业的权威专著，同时被相继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威尔逊教授称这本书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 　　《制碱工学》是侯德榜晚年的著作，也是他从事制碱工业40年经验的总结。全书在科学水平上较《纯碱制造》一书有较大提高。该书将“侯氏碱法”系统地奉献给读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侯氏制碱法的原理是依据离子反应发生的原理进行的，离子反应会向着离子浓度减小的方向进行。也就是很多初中高中教材所说的复分解反应应有沉淀，气体和难电离的物质生成。他要制纯碱（Na2CO3），就利用NaHCO3在溶液中溶液中溶解度较小，所以先制得NaHCO3。再利用碳酸氢钠不稳定性分解得到纯碱。要制得碳酸氢钠就要有大量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所以就在饱和食盐水中通入氨气，形成饱和氨盐水，再向其中通入二氧化碳，在溶液中就有了大量的钠离子，铵根离子，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这其中NaHCO3溶解度最小，所以析出，其余产品处理后可作肥料或循环使用。
3.2卢嘉锡
对中国结构化学的杰出贡献 　　结构化学是物理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国际上尚处于起步时期的30年代末，卢嘉锡就敏锐地意识到：物理化学的第一发展阶段即热力学阶段已臻完善，可能成为第二发展阶段的将是结构化学，他选择了这个学科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参加过过氧化氢分子结构的研究。当时，物质的分子表征通常是以获得合格单晶为前提的，但因很难得到过氧化氢的单晶，以致测定这种简单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成为当时的难题之一。卢嘉锡和P．A．盖古勒（Giguere）巧妙地用尿素过氧化氢加合物，并培养出这种加合物的单晶。有趣的是，在这种单晶中，过氧化氢分子并不因为尿素分子的存在而发生构型上的畸变。接着，他和E．W．休斯（Hughes）合作完成了晶体结构测定，证实了W．彭尼（Penny）和G．萨塞兰（Sutherland）对过氧化氢分子结构所做的理论分析。 　　1943年，他与J．多诺休（Donohue）采用电子衍射法研究了硫氮（S4N4）、砷硫（As4S4）等化合物的结构，并定出被他们称为“摇篮”形的八员环构型，这一研究结果后来为多诺休所进行的晶体结构测定所证实。这些硫氮非过渡元素原子簇化合物在结构上具有的“多中心键”特征，曾引起卢嘉锡极大的兴趣，和他以后对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在结构分析方法上，他提出过一种处理等倾角魏森堡衍射点的极化因子和洛伦兹因子的图解法，成为当时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较简便的方法，曾被收入《国际晶体学数学用表》（第二版）。 　　回国以后，卢嘉锡一心想在国内开辟结构化学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宏愿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卢嘉锡寄希望于教育事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在教学工作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勤奋严谨的人。他学识渊博且善于表达，讲起课来生动活泼，见解独到，板书格外工整清晰，课堂常常座无虚席，成为厦门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1947年春，当他在浙江大学完成第一次讲学任务即将离去之际，该校一百多名师生曾联名写了封充满激情的挽留信。解放初期，他曾接受高等教育部的聘请，与唐敖庆等先后到山东大学（当时设在青岛）和北京大学（同行的还有吴征铠、徐光宪）讲授物质结构课程，培养了一大批结构化学的师资。 　　卢嘉锡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虽然是一位数学功底很深的化学教授，却经常告诫学生，要学会对事物进行“毛估”，他说：“毛估比不估好”。思考问题时要学会先大致估计出结果的数量级，尽量避开繁琐的计算，以便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必要时再仔细计算，这样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为了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他让学生记住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结构式——C3H3，即Clear Head（清楚的头脑）、Clever Hands（灵巧的双手）、Clean Habit（洁净的习惯）。他常说：“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培养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他就不是位好老师。”建国以来，他已培养了十五届计5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以及许多青年学者，如田昭武、张乾二、梁敬魁、黄金陵、黄锦顺、吴新涛、潘克桢、陈创天等。蛋白质结晶学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员朱沅女士（已病逝）的成长也曾受到卢嘉锡的指导和关怀。 　　60年代初期，卢嘉锡在创办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同时，组织和领导过渡金属络合物和一些簇合物、硫氮系原子簇化合物以及新技术晶体、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 　　70年代以后，他在组织和参加我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这项重大研究工作为契机发展我国原子簇化学。1978年，基于他对国际上化学前沿领域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也由于从事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早期在硫氮原子簇化合物方面的科研实践，他在国内最早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并抓住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工作。以卢嘉锡为首的研究集体在合成和表征了200多种新型簇合物的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两个重要规律，即“活性元件组装”和“类芳香性”，受到美、英、日、德、法、苏等几十个国家同行专家的重视，对国际原子簇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在卢嘉锡指导下的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合作完成了天花粉蛋白空间结构测定，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核糖共活蛋白的分子模型。 　　长期以来，卢嘉锡在领导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发展我国结构化学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科研指导思想，这就是“五重双结合”：实验与理论相结合（以实验为主），化学与物理相结合（以化学为主），结构与性能相结合（以结构为主），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以静态为主），基础与应用相结合（以基础为主）；“四个一些”：看远一些，走前一些，搞深一些，想宽一些；“三个立足”：立足改革，立足竞争，立足创新。这些指导思想在推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科研工作的迅速发展和形成自家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拓中国原子簇化学研究领域取得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原子簇化学特别是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是70年代以来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一个领域，人们从对固氮酶的研究中比较一致地认识到其固氮活性中心很可能是由Mo、Fe、S三种原子组成的原子簇，从而对原子簇化合物及其可能存在的生物活性更感兴趣。同时，这类新型化合物中存在着同核或异核的金属—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具有应用于催化过程的前景。此外，对这类含有金属—金属键化合物的研究，有可能加深人们对化学键本质的认识。1978年，卢嘉锡在中国化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原子簇化合物的结构化学》的论文，对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他在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和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如下： 　　1．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的结构模型 　　化学模拟生物固氮是6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前沿课题，固氮酶活性中心的结构探秘和化学模拟是一项异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的最后成功很可能促使生命科学取得重大突破，因而各国化学家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卢嘉锡从结构化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双氮分子的异常惰性，以及加强氮分子络合活化的结构问题，提出了络合活化氮分子的必要条件为： 　　（1）侧基加端基络合；（2）多核原子簇；（3）具有可变交替氧化态；（4）有一个合适的空间结构。因而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必须是多核原子簇，而且有能实现端基加侧基络合的网兜状构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的初步模型——福州模型I，它是一种能实现投网式络合活化还原氮分子的钼铁硫MoFe3S3四核网兜状结构，兰州大学化学系黄文魁教授为此人工合成了一系列"G系"(G指兰州大学所在地甘肃省)化学模拟物,以后又进一步演化出孪合双网兜福州模型Ⅱ。 　　卢嘉锡提出的模型所反映的结构特点，四年后得到顺磁、穆斯鲍尔谱和超精细表面结构分析法对固氮酶钼铁蛋白和铁钼辅基进行研究所得结果的支持。该模型被国际同行在论文中多次引用，并以“M2S2”的局部结构形式出现在后来其他科学家提出的模型之中。 　　2．关于“活性元件组装”设想 　　自从1858年Z．陆森（Roussin）合成出第一个过渡金属簇合物陆森黑盐K[Fe4S3（NO）7]以来，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已积累了不少有趣的实验材料，但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陆森黑盐的生成机理，因而过渡金属原子簇合物的合成在很大程度上仍无规律可循，基本上处于摸索试探阶段。 　　卢嘉锡在总结铝铁硫簇合物合成反应的大量实验事实时，发现类立芳烷型簇合物在其“自兜”反应的生成过程中经常留下反应物基本单元的结构“遗迹”可供“寻根”，因而提出：复杂的原子簇化合物可由较简单的原子簇“元件”通过活化成为“活化元件”而组装起来。根据这种“活性元件组装”的设想，可以解释从陆森红盐阴离子[Fe2S2（NO）4]2-，二聚缩合生成陆森黑盐阴离子[Fe4S3（NO）7]－；从二铁氧还蛋白类似物阴离子[Fe2S2（SR）]的二聚缩合物生成四铁氧还蛋白类似物阴离子[Fe4S4（SR）]的组装途径。在这一理论设想的启发和指导下，物质结构研究所合成出了许多新型类立芳烷型的簇合物。 　　对于具有二中心双电子定域键的簇合物的合成与结构研究，为预测和判断具体类型簇合物的生成，元件组装设想吸收和应用霍夫曼等瓣相似原理，并把它推广到满足9N—L的金属簇合物和符合4n—e的碳烷等瓣相似，这样可以把有机碳烷与簇合物从霍夫曼结构上等瓣相似的角度联系起来，从中寻找它们在合成和结构中的相似性，也就是把复杂的簇合物分子碎片和已知的可能较简单的有机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有特定结构的簇合物碎片的合成途径。 　　3．关于“类芳香性”本质的研究 　　1986年，在物质结构研究所从事钼簇合物结构化学研究的兼职研究人员黄健全，通过类比了某些[MO3S4]4+簇合物和苯在置换、加成、氧化三类反应形式上的相似性，提出了“类苯芳香性”的概念。卢嘉锡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苗头，即组织研究力量，通过量子化学计算和实验研究，从理论上深化和完善了这一概念。并指出在[Mo3S4]4+簇合物中的[Mo3S3]非平面折叠六元环具有类芳香性。从而把有机化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传统概念之一——芳香性，引伸到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中来，在这之前，芳香性概念还只局限于苯和某些有机平面环状化合物，卢嘉锡等人把芳香性概念推广到[Mo3S4]4+簇合物的[Mo3S3]非平面折叠六元环，从而把平面芳香性扩展到立体芳香性，同时揭示了[Mo3S4]4+簇合物中[Mo3S3]非平面折叠簇环的（d—P－d）三中心键双电子π键共轭系的成键特性，建立了六元簇环芳香性和三中心键模型。 　　“类芳香性”本质的研究，从理性上系统地认识了某些过渡金属原子簇合物的特殊反应性能和物理性质，将有利于新型簇合物的合成进入分子设计的新阶段。 　　由于卢嘉锡在原子簇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曾获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应用结构化学理论于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 　　卢嘉锡是一位较早应用结构化学理论于新技术晶体材料探索的科学家，他应用了A．M．布特列罗夫（Бут Λеров）结构理论的思想于非线性光学材料中构效关系的研究，对阴离子基团理论的建立也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见解和建议，促进了一系列新型晶体材料的发现。 　　早在1861年，俄国著名化学家布特列罗夫就提出了物质的化学结构与具体性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科学预见，指出了一个物质的化学结构决定了它的全部性能；反过来，它的全部性能也一定能确定其化学结构。卢嘉锡认为：在近代发展出来的整系列测定物质各层次微观结构的物理方法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能进一步把布氏理论推进到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之间相互关系的新阶段，甚至能把它发展到某些部分微观结构与对这些部分结构的变化特别敏感的一些宏观性能之间相互关系的更新阶段。卢嘉锡正是在这方面发挥出他的创新性，他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有可能选择那些对某部分结构特征特别敏感的某类型宏观性能作为材料科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发展出这类性能对材料中相应部分结构所要求的“结构判据”，乃至发展出材料科学的一个新分支。 　　自60年代以来，他在具体组织和指导新技术晶体材料探索中，十分重视发挥物质结构研究所结构化学基础研究的支撑与主导作用，同时注意培养理论研究人才。 　　1965年，卢嘉锡支持陈创天初步总结出来的非线性光学材料性能（特别是二倍频和高倍频性能、电光调制性能）是“结构敏感”性能的观点，并支持他选择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基团理论及其结构判据的理论研究课题。这项理论研究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哪一种阴离子基团最有利产生大的倍频效应。通过多方面的实验探索和理论分析，物质结构研究所较快地确定了硼酸盐系的（B3O6）3－基团这一主攻方向，并先后于1984和1987年发现和研制成功偏硼酸钡（简称BBO）和三硼酸锂（简称LBO）等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此外，在卢嘉锡倡导的“五重双结合”和“结构敏感”观点指导下，该所研制成功了几个系列的新型晶体材料，其中包括研制出国际上公认为生长“极其困难”的大尺寸自激活激光晶体硼酸钕铝（简称NAB）和在绿光输出方面领先于国际的自倍频激光晶体四硼酸铝钇钕（简称NYAB）。 　　美国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科学界在比较了“新中国发现BBO晶体的研究小组和美国的研究情况”之后，一些权威专家曾“为非线性光学材料研究方面的大部分新思想不是发源于美国”而感到担忧。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印度科学院院长C．N．R．拉奥（Rao）、美国晶体生长协会主席R．S．费杰尔逊（Feigelson）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沈元穰等在参观物质结构研究所之后，都十分赞赏卢嘉锡为该所制订的科研方向和学术指导思想。

3.3唐敖庆
中国理论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唐敖庆是中国量子化学的主要开拓者,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及时把握国际学术前沿的新动向,开拓新课题,为赶超国际学术先进水平,取得一系列的卓越成就,在分子设计和合成新材料方面已经或即将产生其深远的影响｡50年代初美国著名量子化学家皮泽早期揭示了“乙烷分子中C—C单键的阻障内旋转”效应｡唐敖庆在此基础上,利用国外已有的数据和资料,提出了一个可以计算许多复杂分子内旋转的能量变化规律的公式,即“势能函数公式”｡利用这一公式可以推算出物质的一些性质,为从分子结构改变物质性能提供了理论上指导的依据｡1955年,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美国著名量子化学家威尔逊曾给予很高评价,国内外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曾广为引用,并于1957年1月获得我国首次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院颁发的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60年代初,我国在激光､络合萃取､催化等科学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积累了许多资料,急需从理论上总结规律｡化学键理论中的重要分支——配位场理论正是上述领域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但还很不完善｡唐敖庆就立即以这一重大科学前沿课题为研究方向,带领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的骨干成员,以两年多的时间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配位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成功地定义了三维旋转群到分子点群间的耦合系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连续群到分子点群的不可约张量方法,进一步统一了配位场理论中的各种方案,并提出了新的方案｡此项研究成果被1966年北京国际暑期物理讨论会评为十项优秀成果之一,讨论会认为这项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配位场理论,为发展化学工业催化剂和受激光发射等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并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0年代初,分子轨道图形理论作为理论化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分支,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唐敖庆和江元生1975年就着手于此领域的系统研究｡十多年来,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数学技巧和模型方法,他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三条定理(本征多项式的计算､分子轨道系数计算和对称性约化),使这一量子化学形式体系,不论就计算结果还是对有关实验现象的解释,均可表达为分子图形的推理形式,概括性高,含义直观,简便易行,深化了对化学拓朴规律的认识｡唐敖庆还将这一成果,进一步应用到具有重复单元分子体系的研究,得到规律性很好的结果｡基于上述贡献,“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56年,在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鼓舞下,唐敖庆为解决国家建设急需的高分子材料合成和改性问题,转而从事高分子反应与结构关系的研究,和他的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集体(包括学术讨论班的学员)对高分子主要反应中的缩聚､交联与固化､加聚､共聚以及裂解等逐一进行深入研究｡把凝胶化理论发展成为溶胶凝胶分配理论,引入易测定的溶胶反应程度概念,使研究范围从凝胶点以前扩展到全过程;利用临界反应程度与最大反应程度的概念,使理论预测范围从凝胶点扩展到凝胶区间和凝胶面;引入相应校正参数,删去了等活性与内环化的假定,形成了完整的高分子固化理论,在国内涂料与固体推进剂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加聚反应领域内提出了一种用概率论求解动力学方程的新方法,在Ricatt方程求解上做出了贡献,归纳为图形分析的方法,发展成为反应机理与分子量分布关系的统一理论,并由此推导出共聚物链段分布与分子量分布函数｡高分子反应五个方面的工作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体系,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为高分子结构与反应参数间建立定量关系､为设计预定结构的产物确定反应条件与生产工艺及配方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和他的研究集体,30年来在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领域辛勤耕耘,其主要研究成果“缩聚､加聚与交联反应统计理论”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近10多年来,唐敖庆又在其他新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在70年代中期,他已敏锐地注意到原子簇化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十年来,他从原子簇化合物的化学键性质和结构规则的关系出发,在对碳烷和多面体碳烷的化学键性质进行量子化学计算研究的基础上,按其骨架多面体顶点数和面数相对大小进行分类,从理论上建立了适用于多种原子簇化合物(包括带帽多面体和稠合型硼烷,多面体碳烷､碳硼烷和过渡金属杂硼烷,多层夹心化合物,过渡金属羰基化合物及钼铁硫原子簇化合物等)的统一拓朴结构规则,用于解释600余个已知化合物的结构,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揭示了上述各类化合物之间在化学键和几何结构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唐敖庆又和他的合作者们在高分子统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即高分子固化理论和标度研究,他系统地概括了各类交联和缩聚反应过程中,凝胶前和凝胶后的变化规律,解决了溶胶凝胶的分配问题,提出了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各类凝胶条件;特别是从现代标度概念出发,从本质上揭示了溶胶—凝胶相转变过程,得到了标志这一转变的广义标度律,目前正深入研究高分子固化的表征问题｡ 　　鉴于唐敖庆的科学成就,他于1993年获得陈嘉庚化学奖,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大分子体系的量子化学》、《唐敖庆科学论文选集》、《约化密度矩阵引论》、《配位场理论方法》、《应用量子化学》、《 高分子反应统计理论》等

4.生命科学
4.1邹承鲁
一、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蛋白质进行化学修饰是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的主要方法，但累积的大量数据在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定性描述状态。60年代初期邹承鲁基于统计学的方法提出：如果  邹承鲁院士
[2]在修饰反应中同时包括i个必需基团，在修饰过程中保留活性的分子只能是那些所有必需基团都未遭破坏的分子，因此活性剩余分数应为必需基团剩余分数的i次方。基于他提出的新原理，再针对蛋白质化学修饰反应中常见的一些情况，邹承鲁提出了必需基团修饰程度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式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作图法，以判断必需基团的性质和必需基团的数目。这一方法发表后，得到国际上广泛采用，其关系式和作图法分别被国际同行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并已多次被国内外的一些教科书和专著详细介绍。邹承鲁的论文中，考虑了对蛋白质进行化学修饰的六种可能的不同情况，又根据当时文献中已有的大量数据，针对各种不同情况逐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一个蛋白质分子虽然常常含有多个同类基团，但其中只有少数是为蛋白质表现活性所必需的。可见对酶分子而言，其活性部位仅处于整个酶分子的很有限的局部区域。这一新的结论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理论，已为三十年来多方面的大量实验事实所充分证明。本项工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工作，他研究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论文1979年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本项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二、细胞色素与呼吸链酶系 　　在国际上最早提出用蛋白水解酶有限水解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该方法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生物化学家广泛运用。细胞色素c在细胞内结合在线粒体上，邹发现经纯化后其配体结合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是纯化蛋白质与在体内时性质差异的首次报道。20世纪40年代普遍认为细胞色素b就是琥珀酸脱氢酶，邹证明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质。回国后与王应睐等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充分证明其与细胞色素b无关，并发现其辅基是与蛋白分子共价结合的FAD，这是第一个被发现与蛋白质共价结合的FAD辅基。
生活照(5张)　　三、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 　　1958年他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胰岛素是由两条肽链通过两对二硫键联结而成，此外在A链上还有一对链内二硫键。在考虑到的各种合成方案中，最为简便易行的是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通过巯基的氧化使两条链正确组合，但关键问题是还原的A链和B链是否能通过氧化而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分子，国外许多人对此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像催产素那样的小肽以外，当时还没有一个含二硫键的蛋白能在还原后通过氧化而成功地再生。这个决定合成路线的前提问题恰恰是一个尚无先例的未知问题。胰岛素拆合工作的成功立刻确定了先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将A链和B链再组合而生成活性胰岛素的合成路线，为完成国际上第一个蛋白质-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集体获1981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文化大革命”后，他进一步开展胰岛素拆合机理的研究，在理论上阐明了拆合成功的本质，即胰岛素A链和B链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结构，并能在溶液中相互识别和相互作用而正确配对，它们已经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该工作获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四、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 　　酶活性的抑制对于研究酶作用的机制和药物设计都是十分重要的。在酶学教科书中通常只有对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有所论述。邹承鲁认为无论对酶活性部位性质的探测还是药物设计，不可逆抑制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最早系统地对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动力学提出了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证明，以往在可逆抑制方面广泛采用的底物与抑制剂之间的竞争概念，对不可逆抑制同样适用；并进一步发展了不可逆抑制反应速度常数测定的新方法。经过多年来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实验上的验证与推广，邹的理论和方法现在都已经为国际上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的采用，此项工作获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五、酶活性部位的柔性 　　从1984年以来，邹用自己创立的动力学方法，从变性平衡态和变性动力学两方面比较研究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酶在变性过程中构象和活力变化的关系，发现变性时酶活性的丧失先于可察觉的构象变化。在进一步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酶活性部位处于分子的局部区域并柔性较高”的假说。针对国际上一些不同的意见，排除了变性剂的抑制和寡聚酶解聚等可能性，以充分的论据论证了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的正确性。在邹承鲁等最早的论文发表后，国际上有几十个实验室用不同的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都得到相同的失活先于构象变化的结果。邹随后用荧光及自旋试剂进行探测直接证实了酶活性部位构象变化确实发生在整体构象变化之前并与活性丧失同步。进一步用蛋白酶部分水解的结果也说明在变性过程中，酶分子整体构象尚未发生变化之前，活性部位构象已开始松散，因而较易受到蛋白水解酶的作用。接着又根据某些酶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的研究，发现酶在活化时活性部位柔性增加；而限制酶活性部位的柔性则可以导致酶活性下降。根据这些新的结果，邹又提出“酶活性部位柔性为酶充分表现活性所必需”。这些研究结果是自19世纪Fischer提出酶作用的“锁钥学说”和上世纪50年代Koshland的“诱导契合学说”以来酶作用机制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进展；同时也把蛋白质变性研究从单纯的结构研究提高到与功能密切结合的新水平。此项工作获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六、新生肽链的折叠与分子伴侣 　　邹承鲁对新生肽链的折叠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他认为新生肽链卷曲折叠既与合成同步进行，又在延伸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在合成完成后经最后的修正而完成。近十年来对这一设想所进行的实验已初步证实了这一设想。最近又和王志珍共同提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折叠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设，打破了与蛋白质折叠密切有关的酶和分子伴侣两大类帮助蛋白之间的界限。这一设想也已得到国际上许多实验室体内外实验结果的证实，并为国际科学界所接受。此项工作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2贝时璋
中国生物学早期教育家　贝时璋在德国获得了坚实的生物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积累了研究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工作作风。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讲授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  最后排右二
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不仅对当时前沿的实验生物学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具有坚实的传统生物学的基础，因此他的教学精辟、透彻、融会贯通。他给研究生开设实验形态学等课目，引起学生们探索自然的兴趣，也给他们从事科研工作以启蒙教育。 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朱壬葆、江希明、姚鑫、陈士怡、王祖农、陈启鎏、朱润、徐学峥等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 　　他1958年起兼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1978年至1982年兼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培养了众多的教授和研究员。 　　中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　上世纪30年代初，实验生物学是生物学的前沿。贝时璋初到浙大筹建生物系时，就明确建议该系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为此他培养了众多实验生物学学生。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以物理化学的观点用实验方法和实验手段来研究和探索。从1930年开始到1945年贝时璋在浙大从激素、染色体、细胞学等多种角度开展实验生物学的研究，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浙江大学科学报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科学记录》、《科学》以及德国、美国和英国的有关期刊上。 他在国内倡导实验生物学，大力支持罗宗洛教授主编的外文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以作国际交流，将自己的学术论文投给这个刊物发表。贝时璋不愧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 　　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贝时璋一向关注国际科技动态，重视发展交叉学科。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率先招收2位化学专业人员和他一起搞研究工作。1963年10月，贝时璋在上海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介绍“分子生物学”这个新领域，并且认为“实验动物学要是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道路奋勇前进，那么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对整个生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可见贝时璋在科学上的预见性。 　　贝时璋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自身又有较好的数理基础，在筹建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时，提出要物理学和数学的人员共同参与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他所领导的北京实验生物所的基础上改建成生物物理研究所。在贝时璋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宇宙生  贝时璋
物学研究室、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室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室。1959年底又成立了一个直属所的理论研究组，除他自己参加外，还组织了三名专业分别为生物物理的研究人员，着重研究生物控制论、信息论和量子生物学。这些室组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1964年贝时璋首先提出学科相互渗透的意义，说明了生物和物理两学科结合的前景，并提出生物物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为研究生命的基本性质，并阐述了较重要的生命基本性质是：生物的聚集态、生物的自复制和生物的能量转化。1980年他在《对我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上，提出了6个问题：生物系统中力的作用、生物所利用的基本粒子、生物的一些物理性质、生物膜与液晶、生物水和生物的自组织，并透彻地阐明了研究的意义。1988年贝时璋在报告中再次谈到生命的本质、生命世界的自组织和生物物理与生物工程学。贝时璋期望我国生物物理学研究最终会在解开“生命的本质”之谜上结出硕果。 　　中国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　1958年成立生物物理所后，第一个建立的就是放射生物学研究室，贝时璋作为所长，特别关心这个领域的工作。该研究室除了有放射性原初反应、放射形态、生理、生化效应、小剂量长期累积效应、剂量测定、生物防护和食物保鲜等一系列研究外，还成立了一个放射生态学研究组（该组以后独立成为一个研究室）。为了测量全国的放射性本底，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共设有18个测量站，  贝时璋
监测本底的涨落情况，了解邻国试验核武器的实况。建立测定方法，获得基本数据，建立起一支放射生态学队伍，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环保基本建设。生物物理所在猴子身上进行的长期小剂量照射的生物效应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数据。生物物理所的放射性本底调查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小剂量长期辐射效应实验研究获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3年，贝时璋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生命的本质“有些在通常环境下不能充分显示出来，从而影响了许多生物规律难以探索和阐明，没有特殊环境作比较，对生命的认识，就不能很深刻。因此，为了更好地揭露生命的奥秘，彻底地了解生物的规律，放射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贝时璋对放射生物学领域的开拓和发展建立了功勋。 　　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　早在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发现了中间性。这是首次被报道。贝时璋不仅根据染色体和第二性征将这些中间性个体分为5种类型，并研究了它们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变化，观察到细胞的解体和细胞的重新形成。这成为建立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性成果。 1938  贝时璋
～1946年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进行细胞重建现象的重建和研究。1970年他顶着各种质疑和重压又在生物物理所成立细胞重建研究组，重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研究组20余人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对细胞重建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贝时璋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即建立细胞重建学说。把细胞分裂和细胞重建结合起来研究，把模拟和诱导自组装结合起来研究，对改变细胞的结构和性质，对改造细胞的性状、选优汰劣、控制定向生产提供新的手段和途径。和他的研究小组以不同种类的生物为试验材料，把细胞分裂和细胞重建结合起来研究，把模拟和诱导自组装结合起来研究，对改变细胞的结构和性质，对改造细胞的性状、选优汰劣、控制定向生产提供新的手段和途径。细胞重建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贝时璋和他的研究组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验证，努力钻研细胞重建理论，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重视。贝时璋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

4.3童第周
发现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
　　  童第周
童第周一生致力于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1930～1934年，童第周在比利时的比京大学布拉舍实验室，在对棕蛙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的研究中，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在对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中，证明了在受精卵子中已经存在着器官形成物质，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进入对此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观察到内胚层和外胚层似乎有相当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头和感觉细胞的形成依赖于外来因素，说明了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成果是具有开创性的，使他成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
对文昌鱼的研究
　　文昌鱼在生物进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脊椎动物的祖先。童第周领导的研究小组首先在青岛解决了文昌鱼的饲养、产卵和人工授精的技术，为系统研究文昌鱼的胚胎发育奠定了基础，并利用显微技术对文昌鱼胚胎发育机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文昌鱼卵的发育能力提出了很重要的修正意见，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童第周等所证明的文昌鱼卵这些早期发育特点，进一步论证了文昌鱼在进化上的地位是介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这方面工作也支持了他后期关于核质关系研究的论据。他在两栖类（蟾蜍和黑斑蛙）胚胎发育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从而证明这种感应能力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通过细胞间的渗透作用，诱导和决定胚胎纤毛的运动方向。
对鱼类胚胎发育能力和细胞遗传的研究
　　  童第周
童第周对鱼类的胚胎发育能力和细胞遗传的研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40年代开始的实验结果中就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赤道线以下植物性半球的一边，卵子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它在发育的早期由植物极性逐步流向动物极性，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是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研究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时，他发现不仅仅是细胞核来决定细胞质发育方向，而是细胞质也决定细胞核的命运，核与质之间不是彼此完全孤立 ，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构造上它们可以互相沟通，在功能上它们可以互相诱发和抑制。这便是被称谓的：核质关系理论。 　　他还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牛满江合作，探讨鲫鱼和鲤鱼的信息核糖核酸对金鱼尾鳍的影响。结果证明，这种核糖核酸能诱导金鱼尾鳍的双尾变成单尾等。从而开拓了在发育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中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4.4吴宪
　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卓著的，由之赢得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到1949年，“化学研究已发展到全国时，对这一事业，没有人比吴宪贡献得更多。”作为一名科学大师，吴宪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学术研究和发展中国科学事业。
1．学术研究
　　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一般性介绍。 　　（一）临床生化方面 　　吴宪以1919年的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为基础的一系列工作，为现代临床血液化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具有历史性的创新意义，在国际上长时间被广泛采用。其中关于血糖测定的方法被国际上沿用长达70年，为此他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测验血中的非蛋白氮组分对病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仅一次尿酸测定就需耗血25毫升。而福林—吴的新方法只需10毫升就足以进行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测定（其中只需一滴血就能测定血糖）。除了血液外，他还对尿、唾液和脑脊液持续进行了多年的分析和探讨。 　　（二）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方面 　　这是吴宪在1922-1923年间与范斯莱克（当时是协和访问教授）、麦克林（F．C．Mclean）等的合作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在等量渗透（osmotic equality）、唐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与钾钠不扩散的基础上，在每一呼吸循环中，为电解质与水、血浆与血细胞之间的迁移做出了解释。这项工作成为生化文献中的经典性工作。 　　（三）蛋白质变性的研究 　　这是吴宪在协和期间主持的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以解决这一当时国际上尚未解决的问题。l924—1940年间，他与其同事严彩韵、邓葆乐（C．Tenbroeck）、李振翩、林国镐、林树模、陈同度、黄子卿、刘思职、杨恩孚、周启源、徐嘉祥、王成发等陆续发表“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研究”专题系列论文l6篇，相关论文l4篇，并于l929年第l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理论，认为蛋白质变性的发生与其结构上的变化有关，但这一理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以后，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l931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正式提出了“变性说”，用种种事实表明，天然可溶性蛋白质（即球蛋白）的长肽链一定是由氨基酸的各种极性基团被分子内的某种次级键按一定方式连接而形成有规律的折叠，使蛋白质分子具有一种紧密的构型（现在称为构象）。蛋白质的这种次级键一旦被物理、化学的力破坏，构型就被打开，肽链则由有规律的折叠而变为无序、松散的形式，即发生了变性。蛋白质变性学说尽管被一度忽视，但最终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和好评。诚如著名蛋白质化学家豪若威兹（Felix Haurowitz）在1950年评论，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学说”，他认为这个理论至少比其他人早发表了5年。美国生化学家佛拉顿（J．S．Fluton）在其关于生物化学历史的专著中对此这样记载道：“这一假说被广为接受，并在不久得到进一步实验的支持，但是它还未能表明维持天然蛋白质构象中的化学力问题，这个问题后来由默斯凯（A．Mirsky）、波林（L．Pauling）和哈金斯（M．Hugyins）提出的维持蛋白质构象的‘氢键’理论而得到解决。”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他对血红蛋白与球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吴宪似乎在50年前就已接触到蛋白质分子的四级结构，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开了个头。总之，他的工作“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的研究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 　　（四）免疫化学 　　吴宪l927年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后作出不少领先的成绩。他和李振翩、郑兰华、萨本铁、周田、李冠华、刘思职、王成发等在15年中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他在国际上首创了标记手段。他用带色基团的血红蛋白，继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为标记抗原，这种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标记进行类似的研究要早许多年。利用这一方法，吴宪等人在其他蛋白质存在的同时进行了抗原、抗体沉淀物的定量分析，从而确定了抗原与抗体的定量关系，以后又进行了纯抗体的分离并证实了抗体的“一元论”。 　　（五）营养学 　　1927年起，吴宪与严彩韵、陈同度、万昕、张昌颖等对我国食物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分析研究，他们还对素膳和荤膳大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数十代大白鼠遗传、饲养实验，比较了纯素膳与荤杂膳的营养价值及其对动物的生长、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寿命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相比，中国一般人民体质弱和身材矮小的原因主要不是种族和遗传上的，而是由于膳食质量差。只要加强营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这就从理论上否认了外国人对中国人体质问题的种种偏见。1989年，他编著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营养学专著——《营养概论》。30年代，他还在对我国食物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食物成份表》。吴宪关于营养学的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现实意义。 　　（六）氨基酸代谢 　　这是他晚年（1948—1953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为了研究人类生物学，他用N15标记氨基酸和其它有关的化合物，对之进行了一系列代谢实验，于1949年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一篇论文。l953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得以继续，然而，在退休后他仍一边自学高等数学，一边将其所学得的微积分法和质谱分析法相结合应用于分析测定，从而提出了一项普遍原则，用以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得的关于排泄的数据，并于1959年发表了最后的三篇论文。 　　除了上述工作外，由吴宪组织进行的关于激素和抗生育的研究也都很有价值。 　　吴宪具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把重要事物从不重要事物中辨别出来的才能，并且在任何讨论中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能迅速及时地把握住当时国际研究的前沿工作，以及对中国社会有价值的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能不断创新。同时，他还有高超的实验研究技能。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入都感到他思想敏锐、见识深濬、敢于探索。亦师亦友的著名美国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这样评价吴宪：“只有当亲眼看到他的工作时，你才能充分领略到他才智上的异彩和技术上的完美。他是当今生物化学中伟大的并且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领袖之一。” 　　就由吴宪在国内主持的研究来看，他的研究思路似从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纯基础理论性研究，以追求高水平、探索真知为目的。主要从组成生命体的基本要素蛋白质入手，研究其性质、结构（变性研究）、生物机能（免疫研究、氨基酸代谢），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特性，以期望最后上升到解决人类基本生命机制的研究。在这条路上，他本着“科学没有国界”的原则。另一条路线是带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是以用科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主要从分析北京人的膳食和各种食物入手，进而研究素膳，到设计提出优化的营养，希望由此最终能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这条路径体现出他“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他的研究生涯是在这两条路径上几乎同时发展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对营养的研究结果与他的希望无疑存在着偏差，因为解决中国人身体素质（营养）问题绝不是单靠科学就能达到目的的。随着日本的侵华，政局的恶化，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住手，而是愈来愈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他的科学研究最终因日军的侵略全部中断，但已为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开了路。
2．对中国科学的贡献
　　吴宪不仅在科学上追求真知，而且把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视为自己的义务。众所周知，协和是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兴办的当时亚洲一流的高水平学校，从院长到教授最初都是外国入。作为协和最早的一位中国籍主任，他是协和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Division）成员、教授会（Committee of Professors）和执行院长任务的三人领导小组（即执行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l935—1937年间组成）成员。他积极参加治校工作，为该院中国同仁和师生向校方争取福利、改进教学而尽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作为生化教授与科主任，他始终具有不断发展的战略眼光：他重视学术交流，早在1922年协和外籍教员成立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北京分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 Biology and Medicine，Peking Branch）时，他就参加了该会的学术活动，他曾先后邀请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科恩（A．E．Cohn）和黑斯廷斯等教授来科任访问教授，进行讲学和合作研究，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他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学生实验课的设置，一到校就开设了实验课，编写实验讲义，并在多年实践基础上与周启源（1903—1986年）合著了《生物化学实验》一书（吴宪用英文写成，由周启源译成中文），于l941年由中华医学会编辑委员会出版，向全国医校推广使用，以促进其他医学院校生化实验的进步。他对生物化学的分支与教学也有创新，首次提出了“物理的生物化学”（Physical biochemistry，现称生物物理化学）的概念，以物理化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生物化学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从分子水平基础上考虑生物的化学问题。根据自己多年教学和国际生物化学的发展，他在l934年出版了用英文写的《物理生物化学原理》，（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未见有这类著作），作为协和本科医前期一年级生物化学的课本，并亲自讲授，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他严格选择师资和重视培养青年，除了医学院学生外，他还先后吸引了十余位刚回国的青年化学家到实验室工作，并接受培养进修生和研究生20余人，据他的学生估计，到50年代，“中国的生化教师和研究人员有70%以上曾在协和医学院受过训练。”他们后来或在教学、或在研究单位担任领导任务，并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一线献身，大都已为我国生物化学或其他化学学科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在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出人才、出成果，在国内外声誉卓著。 　　吴宪的科学成就及领导才能为他带来了许多声誉，而他也认真对待这些，义无反顾地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出力献策。1926年，他在协和医学院协助林可胜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自其成立起就参与负责该会的具体工作，担任理事会委员（到1940年）、书记兼会计（1929-1931年）、会长（1931-1935年）、《中国生理学杂志》常务编委（1927-1941年），与林可胜等其他学者积极配合，把学会办得非常出色。中国生理科学在30年代引起当时国内外科学界的瞩目，与中国生理学会的推动作用有相当的关系。除此而外，吴宪还是中国科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化学组委员（1921-1927年）、中国化学会创始期会员、《中国化学会会志》编委（1935-l93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审查委员会委员（1932-l938年）、中华医学会特组营养委员会主席（年代不详）、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通讯研究员（起迄年代不详）、该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935-1940年）及第一批院士（1948年3月）。在所有上述职务（团体）中，他都是尽职尽责地去工作。 　　为支持抗战，发展战时中国的科学事业，l944年3月，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离妻别子，只身悄悄离开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经过长途艰苦跋涉抵达大后方重庆，筹建和领导中央卫生实验院的营养研究所。当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实验设备简陋，但他总是亲临实验室指导实验，有时直到深夜。在他的大力筹组下，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人扩展到拥有几十位学者。抗战胜利后，吴宪负责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他暂选北平先农坛为院址，在重重困难下，积极罗致人才、筹措经费、添置研究设备。他还利用出国开会之机途经美国考察，与当时正在美国的老友侯德榜商谈由永利公司资助，在黄海化工研究所内建“人类生物学研究所”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方面在美国四处奔走，筹款购置精密仪器运回国，与麻省理工学院商议培养一些中国学生，并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寄回国内，以为日后建所之用；另一方面以访问教授身份，在美国大学进修先进的实验研究技术，以便迎接回国后新的研究时期的到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回国建所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直到晚年，他仍未放弃这一打算，只因疾病缠身，未能如愿。诚如吴宪的长子吴瑞所言：“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是我父亲一生的愿望。” 　　作为科学大师，吴宪的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科学本身，正如安德森在《变化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吴宪国际声望建立得既早而且还由他后来的工作持续着，这使他得到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成为西方科学团体的成员，并在各种知名科学家的名单中。经常的旅行和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帮助他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

4.5林可胜
林可胜开创性的研究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视，早在20-30年代，他因发现“肠抑胃素”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1952年-1967年在迈尔斯实验所，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成员。1928年至1930年，林可胜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1942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5因成为美国公民改为院士)。1948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林可胜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贯的顽强钻研是分不开的。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他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中，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来镇痛。从实验记录影片中，人们看到他痛苦扭动的情景。实际上，林可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绝非仅此一项，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协和做研究实验，常从早到晚，非常紧张，午饭只能在实验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东来顺饭庄买大饼、酱牛肉和咸菜，同大家一起边吃边做实验。他的家离协和很近，而且条件很好，但是他总是说服自己的英国夫人，以便留在实验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饼。仅从这点即可以看出他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贯作风。

4.6 冯德培
冯德培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神经和肌肉的能力学、神经肌肉接头和神经肌肉营养性相互关系等研究领域。
编辑本段神经和肌肉的能力学
　　冯德培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希尔的实验室（1930—1933年）中主要是进行神经和肌肉的能力学研究。希尔是当时世界上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以用非常灵敏的热电堆测量肌肉和神经活动时所释放的极微热而闻名于世。他的实验室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希尔根据林可胜的推荐表示接受当时才23岁的冯德培，他给冯的信是颇为别致的，信中简单地说：“你如果像林可胜教授说的那样好，来吧！”。
编辑本段进入希尔实验室
　　冯德培于1930年9月进了希尔的实验室，开始做的研究课题是肌肉长时间强直收缩中的张力与产热的关系。他迅速地做完实验后，随即写出文章送给希尔。希尔看后对冯说：“你的英文比许多英国人写的还要好些”，认为无需修改就可送皇家学会会刊发表，并要冯德培单独署名。冯向希尔提出，这工作是由你建议并在你指导下做的，应该也署上你的名字。这引起希尔对冯说了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你在这里如果只写这一篇文章，我的名字放不放上都是一样！”。
编辑本段发现拉长反应
　　此后，冯基本独立地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首先，他在研究肌肉热弹性（thermoe－lastic property）时，意外地观察到静息肌肉被拉长时放热显著增加，远超出可能发生的热弹性物理变化。经过各种对照试验后，他判定放热增加反映了肌肉代谢升高。与此相应，他又证明静息肌肉被拉长时氧消耗也增加。冯德培把这个新发现称之为“拉长反应”（stretch response）。文章发表后第二年，此结果在德国著名生化学家迈尔霍夫（Meyerhof）实验室得到证实。波兰肌肉化学家巴纳斯（Parnas）在其对肌肉化学的评述中，把“拉长反应”称作“冯氏效应”（Feng Effect）。后来的生理学文献即沿用这个名词。不久，冯德培以碘醋酸处理神经使之不能形成乳酸，观察到这种中毒的神经在无氧条件下丧失传导能力要比正常神经快得多；而在有氧条件下，在浸泡中毒神经的溶液中加乳酸钠可以显著地延长神经持续活动的时间。这些结果首次证明乳酸代谢在神经活动中也有重要作用，修正了前人对此问题的观点。接着，在希尔的建议和帮助下，他又与一位原苏联科学家一起去普里木斯（Plymouuth）海洋生物实验室对一种海水蟹的无髓鞘神经的放热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所得结果由冯德培写成论文在英国生理学杂志发表。此外冯德培在希尔实验室还参加了其他4项研究工作。
编辑本段努力专研，获得成就
　　在英国近3年的时间中，冯德培约二年半在希尔实验室工作。为了扩大他的研究限界，希尔主动替他安排去英国其他两个最著名的研究神经系统的实验室，即剑桥大学生理系的E．D．艾德里安（Adrian）实验室和牛津大学生理系的C．S．谢灵顿（Sherrington）实验室各工作了一两个月。冯德培在艾德里安实验室时间虽短，却也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1932年下半年冯到这个实验室时，他们以前的研究工作正留下一个疑难问题，即在蛙的皮肤连神经标本上研究触觉反应，观察到皮肤表层因刮擦受伤使触觉反应消失，但经过一些时间后反应又恢复，原因不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冯去解决。冯只花一星期时间就找到了答案，就是损伤使皮肤释放钾离子，神经末梢周围钾离子浓度增高，阻断神经传导，导致标本的触觉反应消失，但这是可逆的；如果钾离子浓度因弥散或用正常任氏溶液冲洗而回降，触觉反应即得以恢复。他如此快就找到答案，答案又如此简单，使艾德里安感到惊奇，他亲自动手重复冯的实验后才相信。冯德培所以能如此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知道在肌肉上有相似的现象，即损伤会使肌肉释放钾离子，导致肌肉暂时丧失兴奋性，若洗去多余的钾离子又可使肌肉恢复兴奋性。把这点背景知识应用到皮肤神经标本上去，问题就立刻解决了。 　　当他快要结束在希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希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这里的大部分工作是你独立做的，但人家仍会认为你是在我指导下做的，你要回去开创自己的研究，世界同行才会承认你是真正的独立工作者。”回国后，德国《生理学成就》杂志曾邀请各国生理学权威按其主要研究成就撰写专题的综述文章，当时邀请希尔撰写关于神经代谢方面的文章，希尔却推荐由冯德培来写。他的《神经放热》一文1936年发表在该杂志后，被学术界认为是神经能力学方面的权威性参考文献。
编辑本段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
　　从他开拓了神经肌肉接头的新研究领域后，1936—1941年他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含着许多新的实验结果，其中较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一）高频神经刺激引起的“接头抑制”及神经末梢周围局部收缩的发现。冯德培在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第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一个现象：在蛙的神经—缝匠肌标本上高频间接（通过神经）刺激能抑制直接刺激肌肉引起的收缩。这个现象起初无法解释，他直觉地断定，这个现象不会是孤立的，必然有其它相关的新现象等待着揭露。这个直觉激发了他对神经肌肉接头研究的热情，立即准备大干一番。进一步的实验果然揭露了一连串相关的新现象：1．高频神经刺激使神经末梢周围发生局部收缩，2．用毒扁豆碱（一种胆碱酯酶抑制剂）处理肌肉可使局部收缩显著地增大和延长，3．用箭毒（抗乙酰胆碱药物）处理肌肉则使局部收缩消失。当时神经肌肉传递的化学学说尚在建立过程中，传统的电学说还有影响。根据化学学说，上列的新现象自然地拼成为一幅逻辑的画图：高频刺激使神经末梢释放大量的乙酰胆碱，因而使神经末梢周围的肌纤维发生局部收缩；局部收缩阻碍肌纤维的兴奋传导，因此产生“接头抑制”；毒扁豆碱阻止乙酰胆碱的酶解，增加并延长其积聚，所以增强并延长局部收缩；箭毒拮抗乙酰胆碱，所以减小或取消局部收缩。相反，如依照电学说，则上列新现象都成为不可思议。很清楚，他的上述新发现给予当时还有争议的化学学说以直接的强有力的支持。 　　（二）从钙离子对神经肌肉接头的多种作用总结出钙离子增强神经末梢递质释放的假说。他通过实验揭示了提高任氏溶液中的钙离子浓度对神经肌肉接头有多种多样的作用：1．增强上面所说的高频神经刺激引起的“接头抑制”和局部收缩，2．减轻由多种不同药物和不同有害条件或因子产生的接头传递阻遏。为了给多种多样的作用以一个统一的解释，他提出提高钙离子浓度增强神经冲动在神经末梢引起的递质释放的假说。这假说首次把钙离子与化学突触的递质释放机制联系起来，是有预见性的。后来的研究证明在神经冲动引起神经末梢释放递质时，钙离子进入神经末梢是关键的一步。 　　（三）终板电位在强直刺激后的长时程易化或强化的发现。他是最早记录终板电位的人之一。关于神经肌肉接头传递的易化或强化现象，他以终板电位为指标做了许多观察，首先描述的强直刺激后的长时程强化现象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这方面工作是以后许多突触可塑性研究的先驱。 　　（四）在哺乳类动物神经肌肉接头研究上，首次揭示了毒扁豆碱类药物除了接头后作用外还有接头前作用。他在两栖类神经肌肉标本肯定了毒扁豆碱类药物使肌肉对单个神经刺激的反应增强是由于肌肉作重复反应之后，进而用猫神经肌肉标本作比较观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毒扁豆碱使哺乳类动物运动神经末梢产生自发的和受刺激后的重复发放。这个发现为各种药物对接头前运动神经末梢作用的研究揭开序幕，一些神经药理学家接着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编辑本段冯德培研究的重大意义
　　从神经生理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冯德培的神经肌肉接头研究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1．在30年代，突触的化学传递学说尚处于奠基时期。他的神经肌肉接头研究是这个学说的奠基性工作之一，并赋予这个学说以新的证据。2．在30年代，神经肌肉接头作为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块“处女地”。他在自己的一个新实验观察的启发下，立即敏捷地作出决定，要持续地去开发它，是有远见的，他取得的丰富收获使他成为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公认的先驱者之一。现在，虽然神经肌肉接头已是被研究得最详细的一个化学突触，但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30年代他在中国开始建立和发展神经肌肉生理学时，能有战略眼光很快地瞄准了神经肌肉接头这个进攻目标，全力以赴，这是与他那时在神经肌肉生理学已有广阔深厚的根基分不开的。当时他是“单枪匹马”，以一间无窗的地下室为实验室，运用很有限的仪器设备，在6年时间内获得那样丰硕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他的非凡毅力和实验才干。
编辑本段神经肌肉间营养性关系
　　这是冯德培任中国科学院生理所所长时期带领工作者共同发展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始于196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停顿，“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冯德培的神经肌肉营养性关系的研究，在一种意义上是他的神经肌肉接头研究的扩展和继续。神经肌肉接头作为一个化学突触的兴奋传递，是从运动神经末梢到肌纤维的单向的快速信息传递关系。此外，运动神经元与肌肉之间还有双向的、缓慢的长期性信息交流，表现为两者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在发育中维持着相互依赖关系，总称为营养性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是显然的，许多肌肉病是由于这个关系发生破坏或障碍所致。在60年代初，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传递过程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而关于神经与肌肉间的营养性关系的研究还很少。当“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动荡过去，看来基础理论研究有可能恢复时，他就决定从过去从事的神经肌肉接头研究转入神经肌肉间营养性关系的研究，试图在这个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作新的开拓。
（一）鸡慢肌纤维去神经后肥大的发现。
　　骨骼肌的神经支配如受到损伤或被切断，肌肉发生萎缩，这是肌肉维持其健康状态有赖于神经的一个明显例子。这个现象虽然是早已知道的，但到60年代初对它的发生机制还很少了解。他开辟神经肌肉营养性关系的研究就从这个现象开始试探，为此设计的第一个实验是比较两块收缩速度极不相同的肌肉，看它们在切断神经后发生萎缩的时程有何不同。在生物学实验中，所选用的生物材料是否适宜是实验成败的一个关键。鸡的背部有两块肌肉，受同一神经干支配，一块叫前背阔肌是纯粹的慢肌；另一块叫后背阔肌，是纯粹的快肌。这样一对肌肉正是做实验的理想材料，于是他就指示助手切断这两块肌肉的神经，一个月后观察这两块肌肉发生萎缩的情况是否不同。结果是惊人的：这两块肌肉并非萎缩程度不同，而是后背阔肌发生显著萎缩，而前背阔肌却发生显著肥大。当他的助手向他汇报这个结果时，他不禁惊呼：你或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者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肌肉在其神经切断后发生肥大是从来没有的事。随后的重复试验和各种追踪试验充分证明了这确是一个发现。在开辟新研究中，第一个试探性实验就得到重要的发现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和共同工作者在这里有好运气，却不能说他们的成功是偶然的。他们的进一步实验证明，去神经后肥大的现象并非前背阔肌这一块肌肉特有的，而是鸡的所有慢肌纤维所共有的。因为前背阔肌纯粹由慢肌纤维组成，去神经后肥大最易观察。鸡的许多别的肌肉都是混合肌，既有慢肌纤维，又有快肌纤维，他们也观察到去神经后前者肥大，后者萎缩。鸡慢肌纤维去神经后肥大的发现，随即在世界上其他实验室得到证实。切断神经后发生萎缩或发生肥大的肌纤维对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变化上作比较研究，可望大大有助于了解肌肉萎缩或肥大的产生机制。可惜这项研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研究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
　　（二）双神经支配的肌纤维实验与首次证明不活动神经对肌纤维类型特征仍有改造能力。“文化大革命”后，冯德培开始研究神经肌肉间营养性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哺乳类动物骨骼肌纤维类型与其神经支配的关系问题。前人已证明，用外科手术使猫、兔或大白鼠的慢肌（比目鱼肌）与快肌（如伸趾长肌）交换其神经支配，能使慢肌的收缩变快，快肌的收缩变慢，肌肉类型的其它特征如结构和化学特征也发生相应的改造。这种结果表明神经支配对肌纤维类型有控制调节作用。对这种作用的产生有两种假说：1．快肌的运动神经元和慢肌的运动神经元有不同的冲动发放模式，决定着快肌和慢肌的不同活动模式。神经控制肌纤维类型就是通过控制肌纤维活动模式来实现的。这一假说已有实验支持，即以人工刺激改变肌肉的活动模式可以使肌肉类型发生改变。2．运动神经末梢可能通过释放某种或某些有特殊神经营养性作用的物质来控制调节肌肉类型特征。作这种设想是有许多理由的，但一直缺乏明确的实验依据。他试图设计新的试验为第二个假说寻找证据。他一开始想做的是一种能直接解决问题的实验，就是在长期保持神经不活动的条件下来进行快肌和慢肌的交叉神经实验。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做成功这样的实验，主要问题是他当时与别人一样有一个先入之见，即认为交叉神经支配后肌纤维的改造过程很慢，常需几个月，而当时还没有可靠地能那么长时间保持神经不活动的办法。于是，他先采用一条比较间接的研究路线，用大白鼠的比目鱼肌（慢肌）和伸趾长肌（快肌），制造兼有慢肌神经和快肌神经双重支配的比目鱼肌纤维或伸趾长肌纤维（简称双神经支配的肌纤维，制造这种肌纤维标本的技术当时已经建立）。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肌纤维类型特征受神经控制，那么，这双神经支配的肌纤维的类型特征将是怎样的呢？他选用Z带宽度和三磷酸腺苷组织化学染色特性作为肌纤维类型的两个指标。实验回答是：在双神经支配的伸趾长肌纤维，两个类型指标都变成与比目鱼肌类型相似，而在双神经支配的比目鱼肌纤维，则原来的比目鱼肌类型特征保持不变。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在双神经支配下肌纤维类型特征变或不变，整根纤维的Z带宽度或三磷酸腺苷染色是均一的。这一结果用上述第一个假说容易解释，因为肌肉收缩不论是快或慢都是传播于整根纤维的，由肌肉活动导致的变化在整根纤维应该是均一的；用第二个假说则很难理解。因此，双神经支配实验的结果是倾向于支持第一个假说的。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久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进行双神经支配实验中，一位共同工作者看到在用比目鱼肌神经交叉支配伸趾长肌，在两星期内伸趾长肌纤维的Z带宽度就明显地变得更宽，即已几乎完全被改造为慢肌型。冯德培得知后立刻觉到，他原先认为不可能做的实验现在可以做了，因为保持神经不活动至两星期之久是不难的。他随即设计了在河豚毒慢性阻断神经传导的条件下进行比目鱼肌神经交叉支配伸趾长肌的实验。结果是，这样完全不活动的慢肌神经仍能改造快肌的Z带宽度，虽然改造程度不如正常慢肌神经。这一结果首次证明不活动的神经对肌纤维类型特征仍能产生一定的控制作用，也就是说，操纵肌肉活动的模式不是神经控制肌纤维类型特征的唯一途径；尚有另一个可能的途径，通过神经末梢释放某种特殊的神经营养性物质。应该指出，两个可能的途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5.经济学
5.1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之父
　　在“文革”中，张培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长年与专业无缘，大好年华白白浪费。“文革”结  张培刚
束后，张培刚才在华中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担任《政治学辞典》、《外国经济史》的主编。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那时张培刚已将近70岁。经济学家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报告，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钢说：“张培刚先生早在1949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当时讨论的是三大关系，实际上就是最早我们称之为对外开放的理论。就是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从全球化过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及支持，应当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张培刚先生已经都做出了一些铺垫。” 　　张培刚后被推选为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垂危之际。那时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衰落，张老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正名，而且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张培刚的理论远在刘易斯之上，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老的书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1998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点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这些学科目前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张培刚先生是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张先生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他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为了推动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

著作发表
　　《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 　　《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 　　《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 　　《农业与工业化》，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英文版初版，1969年再版；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初版，1988年版。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枣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 　　《新发展经济学》（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粮食经济》，即将出版，1998年。

5.2邹至庄
  邹至庄
经济学年会上进行主题演讲本·伯南克在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邹至庄——“邹至庄一直是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 　　邹至庄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计量经济学，包括常用来检验参数稳定性的“邹氏检验”、估算模式和标准同步随机方程组；第二是动态经济学，包括不确定条件下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动态规划法的替代)来分析计量经济模型和动态优化的谱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第三是中国经济，相关成果已分别发表在《中国经济》(1985)、《了解中国经济》(1994)、《中国的经济变革》(2002)和《认识中国》(2004)几本专著上。
编辑本段相关著作
主要作品
　　  邹至庄
邹教授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是世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他对计量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贡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是耐用品的需求方面，主要著作是《美国汽车需求：耐用消费品的研究》(北荷兰出版公司，阿姆斯持丹，1957)，第二是用于测试计量经济关系暂时稳定性的“邹氏检验”，主要著作是《计量经济学》(1960)；第三是微观动力学方面，主要著作是《技术变革和计算机需求》(见《美国经济评论》，1967)：第四是宏观动力学方面，主要著作是《在国民收入决定过程中的乘数、加速数和流动性偏好》(见《经济和统计研究》，1967)；第五是新动态优化技术下的动态分析和经济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动态分析和控制系统》(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75)、《计量分析的控制方法》(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81年)、《经济学动态：拉格朗日的优化方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其他学科
6.1 李四光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  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
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编辑本段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李四光著作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1、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2、运用力学对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的研究，创建“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的概念。预测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存有石油，后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油田的发现证实其预测。 　　3、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北部䗴类化石及其地层意义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进行的䗴类及石炭二叠系研究。其创立的“䗴”字，用来翻译Fusulinid（一种早已灭绝的有孔虫，属于原生动物），为现在的中国古生物学界所沿用。 　　4、提出了华东第四纪冰川存在的理论。 　　5、地震预报：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李四光为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李四光在晚年，为中国地热的开发和利用也做了很多工作，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中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6.2竺可桢
《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年）；《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16年）；《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18年）；《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1918年）；《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6年）；《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中国气候之运行》（1933年）；《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中国的亚热带》（1958年）；《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

6.3 吴仲华

吴仲华先生从1948年在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刘易斯喷气推进实验室任研究科学家开始，至1992年去世，从事科研工作44年。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方面：一、创立叶轮机械三元流动通用理论。二、创立工程热物理学科。三、参与国家能源动力战略研究与决策，倡导总能系统与能源战略构思。四、研究发展燃气轮机及联合循环。 　　叶轮机械是在旋转的轮子上装上叶片，通过叶片与流体进行作功量交换的动力机械总称，属于这类机械的有：航空喷气发动机(燃气轮机)中的压气机、透平、蒸汽轮机、鼓风机、泵等，所以是量大面广、十分重要的动力机械，当时以航空喷气发动机中的压气机要求最严、技术含量最高为典型。 　　吴仲华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立了国际公认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我们试图分析他之所以成功的学术思想。 　　工程热物理学是研究热、能、功转换与利用过程中的基本物理现象、规律的应用基础学科，它包括：工程热力学、气动热力学、传热传质学、燃烧学等分支学科。按其应用又可包括：能源利用、热机、流体机械、多相流动等。它研究各类热现象、热过程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工程实践。所以这是关系到国防、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和国民生活的重要学科。 　　1980年拨乱反正后，吴仲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举办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做《中国的能源问题及其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的途径》报告中(当时全体中央领导除邓小平外都到会)，从科学技术角度，提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战略构思。提出各种不同品质的能源要合理分配，对口供应，做到各得其所，在相当长时期内要把加快煤炭的开发摆在重要的地位，电力建设要逐步把水电开发放在重点上，在严重缺能地区还要建设核电站，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新能源等。提倡按照“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原则，大力发展各种联合循环与热电并供、余能利用等总能系统。指出能源工业很容易产生大量的各种污染，在发展能源的同时必须要很好地重视环保工作。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利用率提供了可能性，应该努力做好能源规划工作，大力加强能源的科学研究，掌握有关的先进科学技术，抓好能源开发，特别是要节约能源，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等。 　　吴仲华先生对我国能源问题的战略构思是基于能的综合梯级利用的科学用能思想。他提出的能的梯级利用原则已成为能源动力系统集成开拓的关键核心科学问题，他倡导的总能系统已成为能源科学发展的主流思想，对能源科学技术和能源学科、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仲华先生倡导能的梯级利用的总能系统已近30年。在这期间，世界能源动力系统开拓发展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蓬勃展开。从最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能源领域的优先主题、前沿技术以及基础研究等的许多具体内容与发展思路，都可看到吴仲华的科学用能思想影响的痕迹和烙印。 　　燃气轮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动力机械。面向21世纪，以燃气轮机为核心的总能系统将成为新世纪的主要动力：油、气燃料的火电主导动力；煤电发展的主要方向；冶金、石化等部门重要节能技术；海、陆、空现代交通的重要动力；环境保护的重要技术。为了提高效率，发展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联产系统等是方向。为了能烧煤，发展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流化床燃煤联合循环(FBCC)等至关重要。 　　另外，吴先生还在燃气热力性质、冲压发动机等方面，也做出了优异的贡献。正如美国加州大学Berkery分校校长田长霖教授所评论的：国际工程热物理学界，吴仲华是中国的代表。
6.4叶笃正
(1)青藏高原气象学
　　叶笃正首先发现围绕青藏高原的南支急流、北支急流及  叶笃正
它们汇合成为北半球最强大的急流，严重地影响着东亚天气和气候;他与国外气候学家Flohn各自指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大气的一个巨大热源，叶笃正还首先指出青藏高原冬季是冷源；他同时还深入地研究了夏季青藏高原热源及其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由于他的研究工作，国际上才接受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概念，为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2)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
　　提出了大气平面Rossby波的能量频散理论，从理论上证明了西风环流中的能量可按远大于风速的群速度向下游(或上游)传播，为现代大气长波的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对阻塞高压天气系统的生成、维持和移动给出一种动力学解释。这个理论31年后才由B.Hoskins的“大圆理论”所推广，成为对遥相关和遥响应的理论解释。
(3)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
　　叶笃正与陶诗言等发现东亚和北美环流在过渡季节(六月和十月)有急剧变化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中国天气预报有重要意义。他们还发现阻塞形势的建立和崩溃常伴随着大范围环流形势的强烈转变，它的长期维持则带来大范围气候反常现象，从而证明了阻塞高压在持续异常天气预报中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和理论成为研究东亚气象学问题的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国外的学者在10多年后，由于1976年冬季北美出现极其寒冷的天气，才开始提出各种系统理论，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4)大气运动的适应尺度理论
　　大气环流中究竟是气压场还是风场为主导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天气预报的关键之一。 叶笃正等通过一系列工作建立了大气运动适应尺度理论：对不同空间尺度的运动都存在着特征尺度，当实际运动的空间尺度大于这个特征尺度时，气压场起主导作用；当运动的空间尺度小于特征尺度时，风场起主导作用；对中小尺度的大气运动，同样存在适应问题。这个独创的理论完善了大气运动各分量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物理解释，在天气预报业务上有重要的应用。
(5)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
　　上世纪70年代末至  叶笃正 院士
80年代，叶笃正积极组织并领导中国开始气候变化的研究。他积极参加全球变化科学组织(IGBP)的创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贡献了一系列科学思想，如：气候和植被过渡带的敏感性、全球变化中大气化学的作用和“有序人类活动”适应全球变化等。他通过模拟计算后指出，大范围的灌溉对气候和水文的影响时间可长达3-6个月，从而证明了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的可能性(被称为“陆面记忆”)。
(6)对中国现代气象业务事业发展的卓越贡献
　　叶笃正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提高气象业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在业务天气预报中俗称为“上游效应”；阻塞高压形成和维持的理论，一直是业务上对持续异常天气预报的重要理论基础；青藏高原气象学理论，在中国气象业务中不仅是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之一，更是气候预报的主要基础；大气运动的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的尺度理论至今仍是天气分析和预报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此外，他积极参与和指导建立中国气象业务系统，为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中心”、“气候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建立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7)在国际上发起了全球变化研究
　　叶先生与国际同行一道在80年代共同发起了国际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全球变化研究是二十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科学领域，它的影响不仅在科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正因为叶先生是这一学术领域最早的发起人之一，所以我国成为了全球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国，叶先生是IGBP第一届SSC成员，也是中国IGBP委员会第一、二届主席，80年代初期，他倡议并筹划了在我国开展的第一个IGBP计划的重大科学试验，黑河试验（HEIFE），被国际上随后的一系列试验应用。
(8)与IPCC提出了对全球变化的适应问题
　　与IPCC同时提出了对全球变化的适应问题并创立了有序人类活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国际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叶先生不断提出创新思想，指导全球变化科学发展的方向，他把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提出?quot;有序人类活动"的科学概念及其研究的理论框架。作为该研究创始人，近年来，叶先生又不断为该学科的发展勾画未来发展的方向，他先后提出的"对全球变化的适应研究和“有序人类活动”研究已成为该学科新的生长点，当国际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圈”和“人类纪”一些概念的时候，叶先生已带领我国学者开展了有序人类活动的观测科学试验并在传统气候模式基础上着手发展人类－环境系统模式的雏版并开始了模拟研究，他是中国第一个全球变化领域攀登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的建议下，目前中国全球变化领域已发展起一批国家重大项目。

著名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一览
2011-10-30 11:13

著名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一览
   阿布达 2011.10.30

以下数据为2011.10.30日选自一些网站

Apple  3744.79亿美元  （美股） 
Intel    1324.44亿美元  （美股）
AMD  40.84亿美元  （美股）
HP  579.52亿美元  （美股）
IBM  2270.39亿美元  （美股）
Microsoft 2275.16亿美元  （美股）
谷歌  1933.96亿美元  （美股）
甲骨文   1704.89亿美元  （美股）
SAP  767.74亿美元  （美股）
Adobe  146.39亿美元  （美股）
思科  1020.83亿美元  （美股）
百度  504.45亿美元  （美股）
腾讯  3432.79亿元 （港股）
新浪  53.92亿美元  （美股）
网易  63.27亿美元  （美股）
阿里巴巴 474.80亿元 （港股）
金山软件 41.57亿元 （港股）
用友软件 165.95亿元  （中小板）
金蝶  87.46亿元 （港股）
搜狐     26.42亿美元 （美股）
盛大  27.05亿美元 （美股）
51job  14.00亿美元 （美股）
宝钢  938.65亿元 （A股）
武钢  350.25亿元 （A股）
联想  563.50亿元 （港股）
长虹  120.30亿元 （A股）
海尔  279.78亿元 （A股）
美的电器 428.41亿元 （A股）
格力电器 552.40亿元 （A股）
中兴  497.55亿元  （中小板）
通用电气 1829.44亿美元 （美股）
沃尔玛  1984.57亿美元 （美股）
宝洁  1806.80亿美元 （美股）
卡特彼勒 624.15亿美元 （美股）
3M  575.57亿美元 （美股）
高露洁  445.97亿美元 （美股）
高盛  599.85亿美元 （美股）
花旗  997.69亿美元 （美股）
摩根斯坦利 298.27亿美元 （美股）
波音  503.28亿美元 （美股）
杜邦  458.41亿美元 （美股）
霍尼韦尔 424.04亿美元 （美股）
雅培  842.73亿美元 （美股）
百事可乐 998.97亿美元 （美股）
强生  1798.19亿美元 （美股）
可口可乐 1577.98亿美元 （美股）
时代华纳 379.82亿美元 （美股）
迪斯尼  684.42亿美元 （美股）
AOL  15.67亿美元 （美股）
罗氏制药 1451.18亿美元 （美股）
葛兰素史克 1158.48亿美元 （美股）
通用汽车 412.83亿美元 （美股）
福特汽车 455.78亿美元 （美股）
美孚  4013.77亿美元 （美股）
汤姆逊-路透 253.02亿美元 （美股）
波音  503.28亿美元 （美股）
耐克  458.72亿美元 （美股）
星巴克  318.58亿美元 （美股）
麦当劳  967.96亿美元 （美股）
卡夫食品 622.29亿美元 （美股）
伯克希尔-哈撒韦 1970.10亿美元 （美股）（开盘价:119006.00美元）
陶氏化学 343.86亿美元 （美股）
亚马逊  982.38亿美元 （美股）
eBay  431.55亿美元 （美股）
雅虎  215.77亿美元 （美股）
NVIDIA   93.64亿美元 （美股）
Nokia  268.89亿美元 （美股）
德州仪器 365.77亿美元 （美股）
高通  888.69亿美元 （美股）
EMC  515.01亿美元 （美股）
西门子  967.74亿美元 （美股）
DELL  307.80亿美元 （美股）
人人公司 27.56亿美元 （美股）
土豆网  4.81亿美元 （美股）
360  24.46亿美元 （美股）
新东方  11.68亿美元 （美股）
迈瑞  31.18亿美元 （美股）
中华网  0.15亿美元 （美股）
携程旅行网 49.61亿美元 （美股）
无锡尚德 5.55亿美元 （美股）
环球雅思 0.87亿美元 （美股）
当当网  5.91亿美元 （美股）
日月光半导体 54.48亿美元 （美股）
台积电  660.29亿美元 （美股）
优酷网  24.07亿美元 （美股）
三一重工 1062.35亿元  （A股）
比亚迪  139.43亿元 （港股）
汇丰  12525.08亿元 （港股）
中芯国际 118.16亿元 （港股）